企業家聽誰的才不會死？

 

 

企業的發展，肯定是面向市場、顧客，當然會服從于盈利的本性。然而，在企業經營的過程中，不同的企業家，基于企業的治理結構不同，所做的決策、決策的方式也不同。

 

企業家要聽誰的？回答這個提問，絕沒有一致的答案。可以推論的是，經濟學家和文化人，肯定不應該是企業家一定要“聽命”的對象。

 

9月9日，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馬云在網商大會上發表演講，其中有段話說：

 

“……假如企業家要去聽經濟學家，這些企業家一半已經死掉了。”

 

“為什么？中國真正優秀的經濟學家沒有多少，我的看法，經濟學家首先是個數學家，他對數學的模式很有興趣，第二他對昨天的所有東西，昨天所有的數據，拿出來以后，總結一個商業模式很有興趣，企業家是對于未來有興趣，經濟學家對昨天有興趣，所以你讓一個對昨天有興趣的人去判斷未來，這是悲哀。”

 

馬云和阿里巴巴是電子商務成功的樣本，但是，馬云說的也不是絕對真理，絕非為了抬杠，起碼可以分析。

 

從“假如企業家要去聽經濟學家”的發展結果上看，不是還有一半的企業家沒有死掉嗎？這一半的企業家是真的因為沒有聽經濟學家才沒有死掉呢，還是聽了經濟學家，仍然還死不掉呢？沒有任何的證據可以佐證。

 

其實，“假如企業家要去聽經濟學家，這些企業家一半已經死掉了。”這句話，也只是個“假設”。

 

馬云對于自己的假設所做的說明，一是認為中國優秀的經濟學家不多，那么，是不是外國的經濟學家數量多，管用，就可以聽他們的呢？二是認為經濟學家大多關注數學、關注過去，因此所做的判斷沒有價值，請問，誰能夠占卜未來呢？馬云可以嗎？

 

請注意，他自己在演講中還說了這樣一句話——

 

幾年前也是網商大會上，我說阿里巴巴今天缺的不是工程師，不是服務人員，不是產品經理，我們缺經濟學家、心理學家、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我們沒有經驗做政策，……

 

由此可見，聽不聽經濟學家，不是企業死不死掉的唯一原因。揆諸現實，有多少企業死掉，是由經濟學家禍害造成的呢？

 

應該說，對于經濟學和經濟學家的不信任，不是今天才有，19世紀英國歷史學家、政治哲學家托瑪斯•卡萊爾（Thomas Carlyle，1795-1881），稱經濟學是“The Dismal Science”（沉悶的科學）。

 

另外，臺灣著名評論者南方朔也有一段文字——

 

《華爾街日報》的資深編輯及財經評論家馬拉伯瑞(Alfred L.Malabre,Jr.)在《失準的預言師》更指出，由于預測文化的種種限制，經濟預測甚至會比現實更延后到六個月或更久。近年來由次貸風暴及金融海嘯所造成的危害規模，以及全球衰退等問題上，幾乎所有的國際機構和政府機關都嚴重落后于現實，即足堪為證。這也是所有救經濟的措施都變得相當被動，看不出劍及屨及，甚至前瞻思維的原因。

 

綜合而言，經濟學家不是萬能的“全知全能者”，但是，對于經濟學和經濟學家的現實需要、進一步的期待，從中可見一斑。

 

197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赫伯特·A·西蒙（Herbert Alexander Simon，1916－2001），這位以管理學的貢獻獲得經濟學獎的學者，提出了他的決策理論的核心概念和根本前提，“有限理性”，他認為人們的決策——

 

只能根據有限信息和局部情況，依照不那么全面的主觀判斷來進行決策。此外，人們的技能、學識、價值觀等因素也會影響到能否進行正確的決策。可以說，管理者擁有“知識”的程度，決定著他決策和行動的合理性和滿意化的程度。

 

一個企業家，一個管理者，他的企業死不死掉，與自身的決策有關，這個決策來自他的“有限理性”基礎上的判斷。如果，硬是要與經濟學家和文化人相關聯，是不是有失偏頗，顯而易見。

 

要克服自身的“有限理性”，任何一個企業家必然會從各種紛繁復雜的信息中找到自己需要的內容，從外在環境中尋求適合自己的道路，那么，也就必須要有各種各樣的觀念作為支撐，所謂“兼聽則明，偏聽則暗”，只不過，這個“聽”，有的明著，有的暗地。

 

《孫子·勢篇》中也談到，“故善戰者，求之于勢。”孫子兵法的《計篇》還提到，“計利以聽，乃為之勢，以佐其外。勢者，因利而制權也。”意思是要根據個體、組織的發展利益和目標，相機運籌，決勝將來。

 

不知道，現代企業家為什么熱衷于到各大商學院去讀學位，或許只是為了交朋友，做生意，但是，他們選擇不同的商學院不也還是經常會沖著一些知名的教授、專家嗎？

 

企業家到底應該聽誰的，最合理的當然是要聽他自己和他的團隊的！聽誰的，企業家和企業才不會死，那就不一定了，反正一意孤行、最終折戟沉沙的絕非少數！李開復在微博里寫道：

 

如果一位企業家聽了一位經濟學家失敗了，那他就不是一位真正的企業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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